说到底，还是大明朝的商人政治地位太低导致的。
农业为“本”，工商为“末”之说，源自管仲、商鞅、韩非等先秦思想家。
管仲率先将人们的职业划分为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四类，认为“舍本事而事末作，则田荒而国贫”，他还在齐国推行“四民分业定居”的政策；商鞅主张劝农抑商，认为“能事本而禁末者富”；韩非则明确提出“农本工商末”的言论，将工商业者列为“五蠹”之一，属国家打击清除之列。
此后，“重农抑商”思想便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官方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。
朱元章做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皇帝，自然把古之圣贤的话视为金科玉律，所以在制定大明国策时就是偏向重农抑商，对商人限制较多。
至于商税极轻，那其实也是因为刚刚结束战乱，大明百废待兴的需要。
而他严令禁止官员对商人进行盘剥，更多的恐怕也是因为他对贪官污吏的憎恶使然。
海运能否取代漕运，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，至少魏广德是这么想的。
他当然不会头铁的去和漕运利益集团碰撞，那只会让他粉身碎骨。
还是只能用滴水穿石的方法，一点一点的打破漕运集团坚固的防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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